欧盟加速实施碳边境税，是 欧盟“Fit for 55”减排计划的核心部分之一，旨在对来自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边境碳税，包括铝、钢铁、水泥、肥料，电力和氢气等，以使让欧洲工业产品更加绿色化，符合欧盟气候标准，预计将从2023年开始逐步实行，在 2026 年或 2027 年全面生效，让欧洲全球首个推出碳边境税区域。 欧盟达成碳边境税协议 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于2022年12月13日就欧盟碳边境税调整机制（MACF /CBAM，又称“碳关税”）进行了第四轮三方协商，欧洲议会议员与理事会达成临时性框架协议，建立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征收碳边境税，将使多个重污染行业如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还有氢气的进口产品符合欧盟气候标准。就是欧盟根据产品制造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对进口产品征税，也是首次将气候变化法规纳入全球贸易规则。 欧盟成为全球首个推出碳边境税区域，加速欧洲重工业企业减少碳排放，以提高全球环境标准，以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止碳泄漏，并保护欧盟产业。这意味着从2023年开始进口商将需要按照欧盟生产商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支付的相同价格购买碳排放许可。 欧盟边境碳税调整机制是欧盟“Fit for 55”减排计划的核心部分之一，旨在让欧盟在2030年比1990年减少温室气体55%，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曾在2021年7月，欧盟发布了名为“Fit for 55”的一揽子减排方案，其中包括扩大欧盟碳市场、停止销售燃油车、征收航空燃油税、扩大可再生能源比例、设立碳边境税等12项新法案，目标是在2030年前让欧洲进一步大量减少碳排放。 自2022年6月22日欧洲议会通过议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方案后，欧委会、欧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三方有各自的碳排放方案，随后进行磋商，使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下的欧盟产品支付的碳价格与进口商品的碳价格相等。 欧洲议会表示这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旨在激发非欧盟国家提高减排力度，那些与欧盟执行同样气候标准的国家产品不需要购买碳关税，也减少欧盟本土企业为逃避严格的减排政策而进行外迁，去其他地方进行高碳排放，从而把碳排放转移到其他国家，发生“碳泄漏”问题。 欧洲议会议员，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主席坎芬（Pascal Canfin）表示，现在欧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其进口产品征收碳边境税的贸易区，2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谈论，现在达成共识，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气候协议。 欧盟边境碳税涵盖范围 欧盟目前首推边境碳税，其设计初衷是为了欧盟境内和境外的生产过程中每吨二氧化碳所需支付的碳成本相同，通过边境碳税来调节碳排放在全球范围的分布，以鼓励在全球的减排，同时帮助碳高排放国家进行减排。涉及的征收行业主要集中在水泥、电力、化肥、钢铁、铝、有机化学品和塑料这些高碳排放企业。 欧盟碳税实施期限 欧盟碳边境税实施规则从 2023年10月1日起适用，存在过渡期，由与欧盟碳市场免费配额退出时间表息息相关，因此为避免双重保护原则，过渡期的长短和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全面实施将与 欧盟碳交易下免费配额的逐步淘汰挂钩。预计2023年至2026年为过渡期，2027年正式实施。 欧盟碳税扩大范围 在过渡期结束之前，欧盟委员会评估是否将范围扩大到其他有碳泄漏风险的商品，包括有机化学品和聚合物，目标是到2030年包括碳边境税涵盖的所有商品，包括更多下游产品的可能性。 欧盟在碳交易市场的领先 欧盟在全球减排中领先，如欧盟鼓励使用风能和太阳能，推动汽车从燃油向电动汽车的转型，而且欧盟通过碳税和碳交易市场来限制碳排放。现在欧盟的碳排放交易系统在30多个欧洲国家中运行，涉及欧洲45%的温室气体排放，如2021年碳排放配额价格超过80欧元/吨，是2020年底的两倍多。 欧盟执行以碳交易为中心的减排过程将近20年，带动欧洲企业进行减排，根据欧委会报告显示欧盟77%的企业已启动减排措施，其中重排放企业的减排参与度高达82%。在2013~2019年欧盟70%的碳拍卖收入，合计约321亿欧元都用于欧盟各国的再生能源、节能增效，绿色交通领域减排投资。其中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领域，节能增效与再生能源的投资规模分别为110亿和129亿欧元。 不过在该领域的改革问题相当棘手，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在12月16日和17日进行讨论。 现在的情况是60%欧盟工业企业需要交费碳税。初步估计显示欧盟每年会收取超过140亿欧元的碳边境关税。 世界自然基金会负责人卡米尔·莫里表示我们本来希望欧盟将这些收入捐赠给发展中国家，以帮助他们加强控制气候升温行动。 引发的关注 欧盟推进边境碳关税之际，美国此前公布的《通胀削减法案》在2023年开始执行，获让全球面临贸易争端加剧。欧盟、日本和韩国等一致认为，《通胀削减法案》中关于电动车补贴的条款是歧视性政策，违背了世贸组织规则。 虽然欧盟碳关税被批评极易引发贸易争端，但欧盟方面表示，作为一项环保措施，征收边境碳税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不仅阻止欧洲本土高碳排放工业转移到欧盟以外，有利世界其他国家减少重工业生产中的碳排放量，从而鼓励世界实现减排承诺，而且更加环保，并且欧洲企业与外国企业高碳排放污染企业同样，需要在欧洲市场购买碳税，如果进口产品国家已经存在碳税，该产品只许补齐碳税的差价。如中国已经有碳税，但是相对欧洲国家低，重要的是大家支付同样的“污染税”。 分析指出欧盟碳边境税的加速实施，不仅对其他发达国家产生引领作用，还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工业生产污染程度高。碳边境税将会提升出口欧洲的关税成本，限制对欧出口金额较大或占比较高国家的相关高碳产业。 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国际生产分工加速发展，许多高碳排放产业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由此导致了碳排放转移，被称为“碳泄漏”。为防止欧洲本土公司为逃避严格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而外迁，欧盟引入全球性碳税是推动工业脱碳的有效方式，涉及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总和。 欧盟碳关税建立或将促进生产制造业向欧洲回流，特别是在欧洲进口商产品在附加碳关税后，可能逐步失去与欧盟本土产品的竞争优势，从而促进欧洲本土的制造。

2022年年底，中国的首列氢能源动车在四川的成都发布亮相，据该列车的设计者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陈维荣团队 的介绍，这列时速为160公里的氢能源市域动车，一天来回跑500公里，一年大概可以减少1万多公斤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氢能源列车因而被认为是轨道交通领域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 中国有媒体将成都的氢能源列车称为是全球首列，而事实上，类似的列车早已出现，2016年世界上首列由氢燃料电池驱动的客运列车法国阿尔斯通氢能列车Coradia iLint首次在柏林亮相。日本最大的客运铁路公司东日本铁路公司(JR East)也于2019年公布了测试氢燃料电池列车的计划。此外，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也公布，法国将加入氢能列车革命。2023年2月初，法国的首列氢能源列车也在卢瓦尔地区的地区铁路轨道上进行了试验行使阶段，该列车的最高时速为160公里，氢电池的最大续航里程为六百公里。 法国铁路公司并未披露氢能源列车的减排效益，不过，从法国各大地区争先订购的形势来判断，其减排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氢电池列车同目前法国境内的电动列车相对比碳排放效率如何？ 氢能源近年来一直都是全球能源界关注的重点，其中氢燃料电池的应用与研发也是许多科研工作者技术攻关的重要领域。氢能作为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的综合能源供给系统的重要载体，已被应用于交通体系之中，并且不断发展。目前，氢燃料电池已开始在乘用车、客车、物流车等当中被推广应用，而氢能源列车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传统轨道交通的重要补充。 欧盟将氢能源视为其实现2050年零净排放的不可或缺的基石，承诺投资4300亿欧元，将氢气在其能源结构中的份额从12%提高到20%。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到访的德国总理肖尔茨庆祝了未来将来自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输送氢气的管道延伸到德国的协议，计划从沙特阿拉伯，以及北非等国进口取代天然气的氢气。 不过，欧盟的氢能源发展规划也遭到诸多质疑，从能源低成本国家生产氢气再通过输气管道运输到欧洲，是否得不偿失？其减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效果如何？ 目前世界上使用的氢能源主要通过何种生产方式？媒体所提到的绿色氢能源究竟指的是什么？ 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法广电话采访了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氢能源研究专家伊纳斯- 布瓦西达女士Inès Bouacidas 女士， 法广：伊纳斯- 布瓦西达女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首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氢能源的生产与分类？ Inès Bouacidas ：有多种方式来生产氢气，今天我们主要是使用煤炭与天然气来制造氢气，整个生产过程也是一个高排碳的过程，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电通过电分解过程来生产氢气，也就是通过水和电之间的作用来生产氢气，倘若过程中使用的电源是清洁能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由此产生的氢气是也是一种清洁能源。经常看到媒体将氢气按照它产生的来源分成各种各样的颜色，但是，这种分类并没有获得国际承认，所以我更加倾向于直接提出氢气的制造方式，我认为这样更加清楚，一般而言，如果说到绿色氢气的话，指的就是使用清洁能源通过电分解程序生产的氢气。 法广：氢电池列车的减低碳排放的功能如何？ Inès Bouacidas ：我对中国的氢能源列车的减排数据的来源不太清楚，不过，就法国而言，碳排放最低的列车还是直接使用电动能源的列车，例如法国的高铁。在法国大多数火车使用的是电动能源，在中国一定也有。但是，在法国，某些铁路并没有电动轨道，将近一半的铁轨并不是链接电网的轨道，铁路公司并不计划投资翻修轨道，因为此举的价格太昂贵了，因此，在这些轨道上运行的列车一般都使用柴油，对这些列车来说，氢能源是降低碳排放的办法，因为，这样，就可以在不需要翻修轨道的前提下，使用比较清洁的能源，倘若氢能源来自清洁的能源的话，不过，同电动列车相对比，氢能源列车的碳排放相对较高，因为，它是一种由电转换成的能源，因此，它的总体环境指标相对逊色。 事实上，在氢能列车发展的背后，是全球能源变革的缩影。这一点从欧盟的氢能源发展规划上就可见一斑：一方面，氢能及燃料电池技术作为柴油的替代，以减缓温室效应、提高能源利用率、削减列车运行能耗为目的，逐步在铁路运输中崭露头角；另一方面，为了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如何在不再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背景下，继续减低碳排放？这是欧盟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欧洲正在该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不过，有评论担忧，投资氢能源很可能会得不偿失。 法广： 法国观点周刊近日就发表长篇调查报道，指出，氢能源虽然确实拥有其独特的优势，然而，由于目前它的生产主要依赖化石燃料，再加上存在体积膨大，不便运输，以及容易爆炸等安全问题。而且，文章还引述专家指出，目前开发氢能源的方式其在气候领域的正面影响有限，原先生产石油与天然气的海湾国家将会成为氢能源的生产国，文章特别对法国，德国等国计划通过葡萄牙于西班牙现有的天然气管道来运输氢气的计划提出质疑，类似的计划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起到积极的效果？ Inès Bouacidas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必须这样来回答，欧洲如果要进口氢气的话，就必须对氢能源的生产的条件提出严格的要求，尤其是在一些很难监控碳排放的国家。我们必须保障我们要进口的氢气是由清洁能源生产的能源，总之，这是目前法国与德国制定的目标，目前的计划是或者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生产，或者是在一些北非国家生产，倘若在北非等一些自己无法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国家生产氢气，倘若是欧洲在当地投资，之后，又将生产的氢能源运送回欧洲，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公平合理的问题。这是一个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并没有被正式提出，因为目前还仅仅是探索阶 法广： 以上的一系列问题显示，碳若欧洲目前使用的氢能源主要通过化石能源生产，碳若未来欧洲进口的所谓清洁氢能源必须通过高度压缩之后，通过输气管道运往中国，而且，这种氢能源或许可能来自海湾产天然气国家，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氢能源的气候效益又有多少呢？氢能源开发对减低碳排放来说是否正如观点周刊的文章所提出的那样，只是一种幻觉，而并不会有实际的效应？ Inès Bouacidas ： 我所能说的是，氢能源只是缓解气候变化的一种能源，但它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如果有人认为氢能源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当然就是一种幻想。但是，氢能源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今天已经被重工业所使用，它可以帮助其他的行业，必须明确指出，氢能源是一种价格昂贵的能源，所以，必须将它应用于相适应的领域，例如工业，航空运输以及海洋运输等等。 感谢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氢能源研究专家伊内斯-布瓦西达女士Inès Boucidas 女士接受法广的采访。

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河南三门峡水坝无预警放水造成近十人的死亡与失踪，此一事件再度使业内人士关注三门峡水坝工程今天的功能及其最终的去留问题。事实上，外界鲜为人知的是，这一被印刷在人民币上的中国建国以来旗舰工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央政府在决策上一错再错，这才酿成了今天骑虎难下的两难处境！中国官方虽然也承认一些决策上的失误，但却强调三门峡大坝是建国以来首个大型水利工程，它为中国今后的水利建设提供了经验。然而，旅居德国的水电专家王维洛先生在接受法广采访时却认为，三峡工程在诸多方面正在步三门峡大坝的后尘。 法广：王维洛先生，您为什么说三门峡水坝工程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工程，说民间与官方对此存在十分重大的分歧？ 王维洛：其实，大家都知道三门峡水库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但是，中国官方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且，官方把责任推给俄罗斯专家，而其实，最应该对水库的失败承担责任的是周恩来！因为他更改了苏联专家的设计，他把蓄水位直接下降了三十米，苏联专家设计的是360米的蓄水位，水库的库容应该是640亿立方米，是今天三峡大坝水库的蓄水量的两倍。但是，经过周恩来更改的水库的库容仅仅是90亿力方米，这就是为什么三门峡水库运营两年之后，水库的淤泥超过四十亿立方米，这就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当初按照苏联专家设计的640亿立方米相对比，显然问题的严重性就不同了。由于周恩来更改了设计，中国人只能说苏联人设计错了，但是却不敢向苏联提出索赔的要求。不过，如果按照苏联专家的设计，就必须要淹没关中平原的大片的土地，对苏联来说，淹没一些土地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关中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历史上秦朝就是依靠关中平原充裕的粮仓了赢得了中华大一统的帝国。今天，关中平原就被三门峡工程给毁了！陕西省今天一直要求拆掉三门峡大坝，2003年，陕西省政协就直接要求拆掉三门峡大坝，而河南省却拒绝接受，因为，三门峡大坝发电可以带来一笔想当可观的收入，每年可以带来三亿元人民币的收入。两省因此矛盾很大，现在渭河入黄河的拦门沙的高度继续在上升，渭河越来越成为天河，陕西省的洪灾威胁日益严重，下一次只要再度发生洪灾，陕西省会再度要求拆除。而河南省会继续拒绝，中央政府也不愿意拆除大坝，因为这必将会导致人们追究大坝修建的历史，也就是追查到中共领导人的责任。 法广：其实，周恩来当初修改苏联设计的考量也是为了避免淹没关中平原的土地，这个理由不充分吗？ 王维洛：周恩来是在批准了大坝修建方案之后，在黄万里指出了三门峡工程的危害之后，才作出了上述修改。但是，他仅仅修改了蓄水的高度。1982年，三门峡水库改建，将蓄水位提高了。 法广：您说三门峡水库是一大失败，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 王维洛：三门峡水坝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泥沙淤积问题，而是清水的冲沙能力因为泥沙被留在水库内，清水的冲沙能力很强，破坏了黄河两边的堤岸，直接影响到下游郑州的黄河大桥的桥墩，这是中共当初最重要的京广线的铁路通道。因此，周恩来就开始害怕了，因此决定改建三门峡，打开了所有的闸门，不再蓄水发电，拆掉了所有的发电机，把发电机装到了丹江口水库。三门峡出来的水因此带有泥沙，缓解了清水下泄的问题，降低了对下游的冲沙的威胁。另一大负面影响也是当初没有预估到的，是对西安的防洪安全问题，水库是按照平面来设计，但是，到洪水来的时候，水库是一个斜面，后面的抬升很高。最后，是关中平原的盐碱化问题，这里是中国最好的农田，但是，由于水库的蓄水，使土地日益盐碱化。 法广：您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三门峡水库的蓄水会造成关中平原的盐碱化？ 王维洛：这个道理很简单，大自然也同人一样，要喝水要撒尿，倘若只喝不撒，那人的内脏就会出问题，土地也是一样的道理，水位升高之后，地下水十分充足，但是，无法排泄，因此所有的矿物都留在地里，一旦水分蒸发，土壤就会盐碱化。 法广：那按照您的说法，其实三峡大坝面临的应该是同样的问题？ 王维洛：三峡大坝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三峡大坝的清水冲泻其实比三门峡要严重得多！三峡清水下泄不仅冲垮了朱熔基化 三百亿元人民币修建的 长江的干堤，而且一路下泄，冲到九江鄱阳湖，现在已经影响到南京。大自然必须寻找自己的平衡，它内在的活力势不可挡。 感谢王维洛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

美国共和党议员凯文·麦肯锡2023年1月7日当选众议院议长之后的首次讲话就强调将成立中国委员会，继续追踪新冠病毒的源头，麦肯锡的上述强硬立场无疑会使那些试图隐瞒病毒真相的人胆战心惊，倘若新冠疫情的爆发确实与武汉实验室有关。 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或许为新冠溯源带来新的希望，共和党在国会获得多数之后将会大幅度推动相关的调查工作。美国国会监管与改革委员会(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Reform)高级成员、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科默(James Comer)是最早呼吁跟踪调查新冠病毒源头的政治人物之一，12月十三日，詹姆斯·科默同国会司法委员会议员吉姆-乔丹（Jim Jordan）一同致函九位美国国家防疫部门的官员，其中多位是曾经与武汉实验室合作紧密的美国病毒专家，例如，生态联盟组织负责人彼得达萨克；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东尼福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前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以及美国斯克里普研究院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G. Andersen）副教授，安德森教授是两年前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将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理论定性为阴谋论的影响巨大的文章的主要作者。 事实上，2022年一月，以上两名国会重量级议员就已经公开致函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長哈維·貝西拉，要求貝西拉提供对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的访问记录。 上述两位共和党议员对新冠溯源的紧追不舍的动机或许可能出于政党之间的博弈，这是民主制度运作的规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最近一年多来美国公益组织以及媒体所解密的信息来看，同中国官方以及武汉病毒研究院一样，美国的卫生健康机构以及美国的多位病毒专家对新冠溯源工作受到阻挠也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界， 民主党阵营也同样有人站出来呼吁追溯病毒源头，美国民主党人，世卫组织顾问Jamie Metzl 也再度呼吁必须对这一造成全球至少2000人死亡的病毒的源头展开彻底的调查。他还呼吁美国民主党议员积极参与由共和党牵头组织的新冠溯源调查。 病毒自然来源有何证据？ 疫情爆发已经三周年多，然而支持病毒自然来源的学者与专家却迟迟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们既没有找到病毒从蝙蝠传染给人的中间宿主，也没有在自然界找到与新冠病毒相近的病毒。而相比之下，2002年11月萨斯疫情爆发之后，病毒学专家们在缺乏经验的背景下用几个月的时间就找到了病毒从蝙蝠传染给人类的中间宿主果子狸，数年之后，武汉实验室的病毒专家石正丽在云南的蝙蝠洞中找到了引发萨斯疫情的原生态病毒。巴黎巴士德学院德资深病毒学家西蒙郝步森教授2020年4月接受法广采访时曾经认为应该在今后德数个月内寻找到病毒的中间宿主，然而，新冠疫情爆发三年来，专家们未能找到任何中间宿主的痕迹。 病毒可能绕过中间宿主直接传染人类？ 2022年七月，18名病毒学专家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病毒的出现是通过中国的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发生的，并表明华南海鲜市场是新冠大流行的中心。有病毒专家认为动物可以绕过中间宿主，直接将病毒传染人类，康奈尔大学病毒学家莱纳·普罗赖特（Raina Plowright）就认为：“许多病毒不需要适应，直接可以从动物传给人类。”不过，很难想象在一个没有蝙蝠出入的地方，依附在蝙蝠身上的病毒可以直接传染给人类。而且，又如何解释疫情为何没有在老挝，或者云南蝙蝠频繁出入的地区爆发，而是在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的大都市武汉爆发？ 而且，最关键的是即使病毒可以从蝙蝠直接传染给人类，还必须在蝙蝠身上找到与新冠病毒一样的病毒来加以验证。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迄今为止，科学家们找到的离新冠病毒最接近的病毒是巴士德学院的专家去年二月在老挝采集到的病毒样本，这一病毒比石正丽在武汉发表的与新冠病毒相似96 %的RatG13病毒更接近。 新冠病毒在自然界无影无踪 不过，老挝发现的病毒缺乏新冠病毒中一个关键的环节，那就是可以引发大规模传染的酶切入点，这是引发大流行病的关键所在。对此，发现病毒的巴士德学院教授Marc Eloit的解释是，这一切入点或者是在无症状感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或者是“在实验室的细胞培植过程中“获得。他还补充说，在无症状的状态下，病毒在人类中最初的默默循环 "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不过，几个月后，这种理论上的可能被Marc Eloit教授自己否定了，因为他在实验室做了几个月的培植试验，试验的结果是在不加于基因干预的前提下，病毒并没有获得这一神奇的特征。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病毒自然来源的证据尚未寻找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而中国官方在疫情爆发初期的行为更是于事无补，中国官方在相关活体动物取样之前就关闭了华南海鲜市场，并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消杀，因此几乎不可能识别出受感染的动物。 中国官方隐瞒证据销毁罪证？ 中国政府的上述行为被一些评论解读为是遮掩或者销毁证据的措施：Jamie Metzl 在他的网站上详细的罗列了中国官方以及武汉实验室被认为是刻意掩盖或者销毁证据的行为，这其中包括： 中国官员在通告世界卫生组织之后第二天就关闭了生鲜市场，并且送去了一个带有强力消毒剂的团队。动物样本被取走，但是四个月之后，结果依旧没有被分享给外国科学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命令基因组科技公司停止对新病毒的测试并销毁所有样本；2020年1月1日，武汉的一家基因组科技公司接到了来自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员的电话，要求公司停止对来自武汉的、与新疾病相关的样本的测试，并且销毁所有现有样本，等等。中国官方的上述行为实在令人费解，倘若确实是销毁罪证的话，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销毁罪证本身就是犯罪行为。 中国官方封锁以及隐瞒信息的行为使外界从一开始就质疑病毒的真正来源，三年之后，上述疑团正在不断地加重，其原因，除了依然缺乏自然来源证据之外，更是由于最新解密的电子邮件显示，美国权威病毒专家在疫情爆发之后不久就刻意制造舆论，许多专家的公开表述与私下的观点截然不同，而领导这场舆论导向的两个关键人物是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与美国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的负责人彼得达萨克。 美国病毒专家又要遮掩什么？ 安东尼福奇在疫情爆发初期曾经多次否认资助武汉实验室的研究项目，一直到去年七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发表公开信反驳佛奇的言论，并且承认曾经通过“生态健康联盟”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了60万美元的资金。60万美元虽然金额微不足道，但佛奇为何要矢口否认？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会要求索取佛奇与美国卫生部访谈记录的原因所在。 美国公益机构美国有知情权根据美国信息透明法向美国各大研究机构索取的专家之间的电邮来往，这些邮件向外界披露了许多重要的信息，比如说：事实上，由于新冠病毒基因功能的特殊性，尤其是S蛋白上拥有的能够提高传染性的酶切位点，这在自然病毒的基因中尚未发现，因而，许多专家从一开始就怀疑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根据英国预防专家惠普基金会负责人法拉尔（Jeremy Farrar）的披露，2020年的2月1日，也就是武汉封城之后一周，十多位世界顶尖级的病毒专家举行了电话会议，包括法拉尔本人在内，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专家都怀疑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据他记载，他自己就认为该病毒有50%的可能性是经过设计的，而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克里斯蒂安-安德森认为有60%-70%的可能性，悉尼大学的埃迪-霍姆斯认为有80%。 然而，尽管如此，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国际病毒学界的权威专家先后在知名杂志上刊文，支持病毒自然来源的说法：先是2020年2月，由来自美国，英国，荷兰，等国的27名专家联名在英国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刊文，支持病毒自然来源的说法。一个月之后，更有另一大权威性杂志，自然医学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SARS-CoV-2的近端起源》，文章认为新冠病毒并不是实验室的病毒，也不是特意被改造的病毒，无论病毒是否通过中间宿主，动物是病毒传染的源头。 柳叶刀，以及自然杂志都支持病毒自然来源的假设，自然杂志文章更是将实验室来源的假设定性为是阴谋论，从而使媒体以及公众舆论有关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的讨论嘎然而止。而今天我们才发现，事实上，上述两篇文章的撰写与发表都离不开几位与武汉实验室合作紧密的美国专家有关，他们是生态健康联盟负责人彼得达萨克，与安东尼福奇等人。 法国世界报2022年12月中旬发表文章，称很少有科学论文会同自然杂志的这篇文章一样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世界报对这篇文章写作的前后过程作出了详细的介绍。世界报评论说，2020年4月27日时任新冠疫情应对顾问的安东尼-福奇当被问到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泄露时回答说，一群尖端的病毒学专家已经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却丝毫没有提到自己对这篇文章写作的参与。这也是美国国会致函自然杂志文章作者的原因所在。而达萨克与福奇对外声称避免公开讨论实验室泄漏可能的原因是为了避免科学研究遭到攻击。 在上述言论的指导下，许多原先对病毒自然来源持有怀疑的专家最终也在自然杂志文章上签了字。其中就包括美国杜兰大学的罗伯特-加里（Robert Garry ），当然，罗伯特-加里日前向美国拦截组织The Intercept.表示他当初对酶切入点的印象是错误的，他说科学就是如此逐渐走向进步的，无人故意要愚弄公众，他今天依然认为他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有关新冠病毒的最完美的分析文章。或许加里教授的上述表述是诚实的，但是，调查显示，多位在柳叶刀或者自然杂志上签名的专家与武汉实验室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利益关系。 英国科学作家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去年一月就披露说，2020年8月，自然杂志文章签名者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和罗伯特-加里获得了来自佛奇所在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890万美元研究经费。 最后，最新发表的支持病毒实验室来源的调查应该是2022年10月底，由非营利新闻调查机构ProPublica和《名利场》（VanityFair）合作发布的文章，不过，尽管ProPublica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的调查媒体，该文发表于美国中期选举前夕，明显带有政治色彩，而且文章虽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细节，但却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 新冠病毒今天再度肆虐中国大陆，由于北京等地的新冠死亡者的肺部出现三年前武汉病人同样的白肺症状，人们因此怀疑今天拥有高度传染性以及巨大杀伤力的病毒是否同三年前武汉出现的新冠病毒毒株存在某种关联，有关新冠溯源的讨论也再度成为网络热点。 记得两年前武汉实验室病毒学专家石正丽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经表示新冠病毒十分狡猾，病毒的源头或宿主或许永远找不到。有意思的是，近日，中国网易网上两次出现指责石正丽“制造人工病毒”后，并质疑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的文章，虽然文章在发表之后被删除，但有评论认为这或许中共正在试水温，不排除会将石正丽“打成汉奸”，以她作替罪羊将责任归咎西方。因为石正丽同时也拥有美国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的头衔。 无论网易发表的文章是否代表官方，可以肯定的是，倘若美国国会两党合作共同调查病毒源头，那么，美国政界以及世界舆论的压力或许会使更多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第27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于2022年11月6日至18日在埃及举行，随后第15届生物多样性峰会于12月7日至19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呼吁把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联系起来，因为全球气温急剧变化破坏了生态系统，而退化的生态系统也影响全球的气候。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第27届联合国气候峰会开幕式上表示，应对气候危机与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不可分离，是联系在一起，应该同时进行的行动，也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姆雷玛 (Elizabeth Mrema) 在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时表示，这两个问题同等重要，没有高低之分。《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律文书，由196个国家共同签署。 多年来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危机一直被视为两个独立的问题，但现实情况是，如果人类不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和恢复自然，就无法实现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下的目标。 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的气候大会的两周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将在蒙特利尔召开高级别会议，旨在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 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前执行秘书菲格雷斯 (Christiana Figueres) 在内的四位《巴黎协定》的关键制订者呼吁世界领导人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达成一项“具有雄心与变革性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协定。 他们在声明中表示，气候和生态自然是相互交织的只有通过采取紧急行动，在本十年制止和扭转破坏自然的趋势，同时继续加大努力，快速实现脱碳，我们才有希望实现《巴黎协定》中的承诺。 目前的情况是多年来由联合国主导的两个行动分开进行，在气候方面由科学家组成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GIEC）主导，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由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负责。 现在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在两个应对危机之间找到共性，双管齐下，防止在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来加剧另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保护健康的生态系统对于能够达到《巴黎协定》的规定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C 同样至关重要。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对区域和全球的气候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两个危机有共同起因，也有同样的后果。就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使用的煤炭，汽油和天然气，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为扩大农田和畜牧面积大量砍伐森林，破坏野生动物生存环境，也让大自然吸收二氧化碳能力下降，从而引发极端气候现象频繁出现，造成生物多样性的退化。 生物多样性方面由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在2019年公布的报告中显示，对生物多样性的主要五个压力：农业生产导致土地过度开发利用、过度捕捞、偷猎等让物种过度开发、污染、气候变化和入侵物种。 在50年来不同混合因素造成69%的有脊柱动物消失。 不可忽视的是自然生态系统在调节气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有助于将碳隔离并储存起来，但世界各地正在面临森林丧失、湿地干涸以及其他环境退化问题，严重导致了气候变化。 环境署还指出，采取措施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并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将有助于减少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 环境署执行负责人安诺生 (Inger Andersen) 表示，如果我们投资于自然，如加大保护森林、珊瑚礁、红树林、沿海森林等力度，这将有利于保护我们人类社会免受暴风雨的袭击，并为各种物种提供栖息地，还能够储存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是这样的投资有助于调节气候。 需要关注的是由于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资源有限，生物多样性容易受到极端天气事件和温度的影响，这一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令人感到担忧，因为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17个国家当中，有15个国家在南半球。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已经显而易见，许多动物被迫改变迁徙模路线，许多植物艰难适应温度变化，还有经常出现在全球变暖宣传海报上的极其脆弱的北极熊，由于全球变暖，北极的海冰日益减少，北极熊难以觅食，正在挨饿，变得瘦骨嶙峋。   巴西承诺加大对森林以及亚马孙河流域的保护 在去年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各国做出了保护森林的重要承诺。 今年在第27届气候峰会上于12月6日欧盟宣布了一项新的合作框架，旨在减少圭亚那、蒙古、刚果共和国、乌干达和赞比亚比亚的森林砍伐。 就是欧盟批准一项新法律，防止公司向欧盟销售咖啡、牛肉、大豆和其他与世界森林砍伐有关的商品，这将影响到巴西，印尼和哥伦比亚。 该法律将要求公司出示尽职调查声明，以表明他们的供应链在向欧盟销售商品之前不会导致森林遭到破坏，否则可能面临巨额罚款。 欧洲议会首席谈判代表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他希望这项创新法规能够推动全球森林保护，并在COP15生物多样性峰会上激励其他国家做出积极努力。 森林砍伐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也是各国在会上寻求一项保护自然的全球协议。 欧盟国家和欧洲议会表示该法律，将适用于大豆、牛肉、棕榈油、木材、可可和咖啡，以及一些衍生产品，包括皮革、巧克力和家具。应欧盟立法者的要求，橡胶、木炭和一些棕榈油衍生物也被包括在内。 因此向欧洲出口的公司需要显示商品的生产时间和地点，以及“可验证”信息来表明这些商品不是在2020年后被砍伐的土地上种植的。如果不遵守规定可能会面临高达营业额4%的罚款。 欧盟成员国将被要求进行合规性检查，覆盖森林砍伐高风险国家9%的出口公司、标准风险国家3%和低风险国家1%的出口公司。欧盟表示将与受影响的国家合作，以增强它们执行规则的能力。 另外巴西当选总统卢拉与会强调，巴西将大力打击亚马孙河流域的非法毁林，并宣布巴西计划在2025年主办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